2025年9月末的都灵，街道上的行人已换上薄外套，但是都灵法庭内的气氛却异常灼热。

法拉利和Stellantis董事长约翰·埃尔坎 （John Elkann），这位掌控着意大利工业命脉的阿涅利家族继承人，刚刚了结了由母亲玛格丽塔·阿涅利 (Margherita Agnelli) 带来的一桩涉及8亿欧元的税务调查，还没等喘口气，如今又迎来了母亲的“背刺”。

所有人都将目光对准了原告席一侧，玛格丽塔的律师提交了一份据称从未公开的手写遗嘱便条，落款日期为1998年1月20日。

玛格丽塔的父亲、菲亚特王朝创始人詹尼·阿涅利（Gianni Agnelli）亲笔写道，他持有的家族控股公司Dicembre约25%的股份，应归儿子爱德华多·阿涅利（Edoardo Agnelli）所有。

玛格丽塔和她的第二任丈夫参加母亲玛雷拉的葬礼

玛格丽塔的亲信人士解释：“玛格丽塔并非签了协议，第二天就开始质疑。”

更确切地说，在协议签署三年后的2007年，“她发现母亲在瑞士拥有数亿欧元的财富，但这些财富并未出现在官方账户中。而且，她父亲的许多资产在他去世时也没有被纳入分配”。

同年，她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查明詹尼遗产的全部内容，但该诉讼被驳回。

亲近埃尔坎家族的人士对此嗤之以鼻，他们认为玛格丽塔的索赔是为了获取不正当的进一步经济利益。

与此同时，玛格丽塔的主张在家族内部也遭到了冷遇甚至蔑视。这场遗产争夺战，甚至让玛格丽塔成为家族中的“弃儿”。

拉塔齐曾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玛格丽塔的行为体现了“卖家的悔意”。

“我记得她告诉我，菲亚特最终会像帕玛拉特那样。”他告诉英国《金融时报》，帕玛拉特是2003年倒闭的意大利食品集团，“如果不是她出售Dicembre股份后，其价值大幅上涨，她就不会违背和解协议。”

作为直接的对峙对象，约翰也表示，母亲的行为让他“作为儿子感到受伤和惊讶”。他辩称，母亲在家族企业危难之际签署协议，当时并不关心公司未来，如今却想收回放弃的股份。

拉普和吉内夫拉也站在了哥哥约翰一边，并断绝了与母亲和同父异母兄弟姐妹的联系。

但是，玛格丽塔却否认“贪心”说法。她指出，自己之所以同意在2004年签署协议，选择退出，只是为了获得内心的平静和唤回家族的和平。

“因为我的孩子们被告知不要跟我说话。我的母亲也被告知不要跟我说话……当然，我失去了父亲，更糟糕的是，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孩子们，我宁愿接受一份与他们和平的条约，也不愿继续持有股份。”

没人知道这场拉锯战将持续多久，可所有人都看得明白：只要玛格丽塔所执着的“公平”一日未至，她抗争的脚步便不会停歇。

也许，都灵法庭内的文件、意大利财经头条与咖啡馆里的闲谈，还将长久地回荡在这个姓氏周围。

由“副产品”掀起的大风波

而整件事中最富戏剧性的一笔在于，这张被玛格丽塔视为关键证据的纸条，竟是此前埃尔坎兄妹卷入税务风波案的“副产品”。

都灵检察官办公室的刑事调查让这份尘封的手写遗嘱得以重见天日，也把一场本该暂时平息的纷争，再度推向了高潮。

玛格丽塔的母亲玛雷拉1927年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一个贵族家庭，是外交官菲利波·卡拉乔洛·迪卡斯塔涅托 (Filippo Caracciolo di Castagneto) 王子和美国人玛格丽特·克拉克 (Margaret Clarke) 的第二个孩子。

这位以时尚、美丽著称的佳人，喜爱收藏艺术品、打理园艺，被评价为“天鹅”（纽约上流社会名媛的代名词，意味着顶级品位、顶层社交、文化内涵）圈层中“最优雅、最有教养”的成员，还被赋予“最后的天鹅”这一专属绰号。

想必，这位女士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会从顶级名媛变成“罪犯”。

在玛雷拉死后，玛格丽塔的律师向都灵法院提交了一份文件，以向法庭证明，从 2003年到2019年，自己的母亲每年有80%的时间居住在意大利，并不在瑞士，因此不应具备瑞士居民的资格。

所以，玛雷拉应被认定为意大利税务居民，其遗产需在意大利补缴遗产税。而玛格丽塔此举旨在彻底推翻此前签署的“日内瓦协议”。

她在都灵的律师团指出，这份协议签署的核心依据是玛雷拉定居于瑞士，但玛格丽塔方面对此关键事实提出异议。

因为，意大利法律不允许在去世前放弃继承权，所以，如果玛格丽塔能够证明其母亲的正式住所位于意大利而非瑞士，这可能会改变继承条款。

她的主张成功引起意大利当局的介入。2024年，官方以“涉嫌税务欺诈”的罪名，对玛雷拉的遗产展开正式调查。

都灵的检察官称，玛雷拉的终身年金和金融资产有4280万欧元的税款未缴纳，此外，包括艺术品和珠宝在内的继承资产也有3200万欧元的税款未缴纳。

而埃尔坎兄妹则主张，祖母的遗产位于瑞士，按照当地法律，无需向意大利缴纳相关税款。

埃尔坎兄妹的律师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道：“我们重申，玛雷拉·卡拉乔洛（其娘家姓）自20世纪70年代初就已居住在瑞士，远早于埃尔坎兄妹的出生。她一生都渴望居住在瑞士，从未动摇过这个愿望。”

为在舆论与法律上占据道德高地，双方互相发起指责。

约翰的律师团队批评玛格丽塔长达二十多年的司法纠缠，称她“在所有程序中持续迫害自己的父母与三名子女，甚至将家庭纠纷公之于众”。

他们强调，埃尔坎兄妹是“唯一在祖母生命最后阶段给予无微不至照顾的人”。

对此，玛格丽塔的律师反驳称，她的一切行动均属自卫。

律师指出：“在玛雷拉去世当天，埃尔坎三兄妹就在瑞士对母亲提起了法律诉讼——那时甚至尚未公布遗嘱，遗产争议也还未浮出水面。”

根据公开报道，2019 年，三兄妹在瑞士对母亲提起诉讼程序的具体诉求主要围绕两点——确认祖母玛雷拉的瑞士遗嘱与2004年瑞士协议（含“日内瓦协定/继承协定”）的效力。

玛格丽塔觉得是三兄妹冒犯在先。而现在，玛格丽塔对母亲玛雷拉涉嫌税务欺诈的指控是具有“致命性”的，因为它可能使埃尔坎三兄妹面临刑事诉讼的风险。

而除了税务和刑事诉讼外，双方有关继承纠纷的民事案件当时也在进行中。

玛格丽塔的律师还表示，他们对税务与刑事诉讼的结果表示欢迎，并强调这将强化玛格丽塔的索赔主张。

“都灵民事法官已进一步确认，该遗产安排的设计与执行确实损害了玛格丽塔·阿涅利的合法权益。”

然而，事态的发展最终并未完全按照玛格丽塔预设的剧本上演。随着检方与埃尔坎家族达成辩诉交易，针对兄妹三人的刑事诉讼于2025年9月正式画上了句号。

和解的代价是：约翰需完成为期一年的社区服务，而兄妹三人则须共同向意大利税务机关支付一笔高达1.83亿欧元的巨额款项。

家族律师在发表的声明中，言辞恳切，他希望这份来之不易的协议能如同一剂解药，帮助这个显赫的家庭“彻底摆脱多年来笼罩他们的痛苦阴影”。

律师还特别指出，根据意大利法律，此类辩诉交易不具有定罪效力，其性质是终止调查的一种司法手段。

显然，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唯有意大利税务机构，成了这场混乱里意外的 “受益者”，他们的账簿上出现了一笔意外而至的巨额税款。

力挽狂澜的现任掌门人

虽然这场遗产争夺战在意大利频频登上头条，但多数观察家认为，约翰在法拉利或Stellantis的领导地位依旧稳固。

股东、分析师与业内人士只是为约翰增加了一层忧虑：在未来一年里，他将如何平衡日益复杂的个人事务与公司责任？

约翰出生于纽约，是一位狂热的航海家和足球运动员，身材高大瘦削，一头蓬乱的黑发，在公众场合，他说话缓慢而谨慎，笑容充满孩子气。

约翰和他的妻子拉维尼娅·博罗梅奥于1998年结婚

相比生活多姿多彩、以花花公子著称的兄弟拉普和祖父詹尼，约翰生性沉稳低调。父母早年离异的经历，使他肩负起照顾弟妹的责任，获得了超越年龄的成熟，这也间接塑造了他日后坚韧从容的管理风格。

21岁的时候，约翰就被詹尼正式任命为菲亚特董事会成员，开启了他在商业帝国的系统历练。

詹尼当时表示，他的孙子虽然还小，但是“已经展现出非凡的品质和天赋”。

他回忆起祖父詹尼对他的悉心培养：“他安排我开始工作，在会计部门、财务部门和法务部门待了一段时间，只是为了学习董事的基本职责。我遇到了非常棒的老师，非常非常幸运能够完成那段学徒期。”

詹尼·阿涅利和约翰·埃尔坎

不仅如此，约翰还完成了一系列特殊的“卧底”实践，他先后在英国、法国和波兰的菲亚特工厂隐去身份，以普通员工的身份参与生产。

约翰与汽车业的初次接触，是在英国伯明翰一家车头灯工厂的实习。负责家族汽车制造商运营的头一年半，坦言是“可怕的”。

可正是这段 “可怕” 的经历，成了他最珍贵的成长礼物。约翰深入了解了从原材料到成品的完整制造流程。

更难得的是，这家工厂是丰田生产体系的核心供应商，这让他有机会零距离接触世界顶尖的质量管理标准。

“作为丰田等日本车企的供应商，我们必须在生产流程和组织方式上达到最高标准。”约翰总结道，“这段经历让我真正理解了从材料投入，到最终产出合格车头灯的每一个环节。”

而约翰如此年轻便肩负起家族帝国重任，也与这个家族历史中弥漫的悲剧色彩不无关系。

《汽车商业评论》注意到，在媒体叙述中，阿涅利家族常被称为意大利的“肯尼迪家族”，光鲜与厄运始终如影随形。

家族一代乔瓦尼·阿涅利的儿子，年仅43岁的爱德华多·阿涅利二世（Edoardo Agnelli）乘坐的水上飞机在飞往热那亚的途中坠毁身亡。

詹尼原本选定的继任者、他的侄子，乔瓦尼·阿尔贝托·阿涅利（Giovanni Alberto Agnelli），因罕见的胃癌于1997年去世，年仅33岁。

詹尼的独子爱德华多三世，则在2000年身着睡衣，从都灵郊外的一座高架桥上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46岁的生命。

一些与阿涅利家族关系密切的人认为，爱德华多的纵身一跃，或许是为了向父亲证明自己拥有一直被质疑的勇气。父子二人的关系长期不睦，爱德华多始终活在詹尼的贬低与忽视之下。

也正因如此，当2003年祖父詹尼去世、菲亚特财务岌岌可危时，约翰面临的不仅是企业的危机，更是家族传承的考验。

“我为我们的历史感到自豪，但我不会说我感到有什么压力。”约翰曾说，“我感到的是责任。”

转机始于一个关键人物的到来。2004年，约翰力排众议，说服了以铁腕改革著称的塞尔吉奥·马尔乔内（Sergio Marchionne）出任菲亚特首席执行官。

塞尔吉奥·马尔乔内（Sergio Marchionne）

马尔乔内此前已成功扭转过菲亚特旗下的SGS公司，更早之前也曾带领Alusuisse集团走出困境，在重整复杂组织方面战绩彪炳。

约翰后来回忆那个决定性的夜晚时说道：“我们度过了一个漫漫长夜，喝了好多杯格拉巴酒，最终说服了马尔乔内加入我们。”

真正的考验在2005年来临。彼时菲亚特面临两大生死抉择：

一是与通用汽车的协议已进入第四年，条款规定通用汽车须收购菲亚特汽车部门剩余90%的股份；

二是公司背负着30亿欧元银行债务，若转为股权，阿涅利家族持股将被稀释至略高于20%，从而失去对菲亚特的控制权。

在这关键时刻，约翰推动了两项决定性举措。

约翰支持马尔乔内谈判解除菲亚特与通用汽车的协议，并从通用汽车获得20亿美元的“分手费”，废止了通用汽车被迫收购菲亚特剩余股份的条款。

这笔巨款为当时深陷债务泥潭的菲亚特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现金流，赢得了宝贵的喘息空间。

与此同时，约翰更做出一个展现家族担当的决定。他果断说服新一轮家族成员集体注资5.36亿欧元，维持家族对菲亚特的控股权。

约翰说：“2005年，我们一家人将银行贷款转为股权，向公司投入了一大笔资金，以确保公司能够稳定发展。”

这一系列行动稳住了菲亚特的阵脚。而这不仅成为他挽救帝国的首个证明，也标志着一个属于约翰的时代正式开启。

随后，他又三次重塑了这家拥有百年历史的汽车制造商。

第一次是在2014年收购了克莱斯勒，成立了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FCA）。

彼时，菲亚特过度依赖欧洲市场，尤其是在欧债危机期间，其在欧洲的产能利用率一度低至50%，亏损严重。成立FCA，正是为了打破地域依赖，实现真正的全球布局。

这场起初备受质疑的合并，最终以实力回应了市场。FCA的股价从1.5美元左右涨至15美元以上，市值升至300亿美元。

“约翰不受过去束缚，正在带领公司走向更加全球化的方向，”博科尼大学教授朱塞佩·贝尔塔（Giuseppe Berta）说道。

贝尔塔曾担任菲亚特档案馆馆长，与埃尔坎私交甚笃。他还补充道：“约翰想要像他祖父那样留下印记。他代表着真正的代际转变。”

第二次是在2021年，推动FCA与竞争对手标致雪铁龙汽车公司（PSA）完成对等合并（双方股份为50:50），成立Stellantis集团。

这次合并构建起一个涵盖雪铁龙、DS、欧宝和标致、菲亚特、克莱斯勒、Jeep、玛莎拉蒂和阿尔法·罗密欧等十四个品牌的多元化矩阵，缔造了全球第四大汽车制造商。

第三次是在2023年，代表Stellantis集团与零跑签署入股协议，获得后者约20%的股权。

这次入股可加速其推出具有成本优势的电动汽车产品，巩固轻资产战略，探索新的商业模式，通过零跑汽车的竞争力在中国和其他市场获利，开发其商业模式中的潜力领域。

“我们必须始终放眼未来，预见新发明的未来，无惧新事物。从我们的词汇表中删除‘不可能’这个词。”约翰曾多次引用其高祖父、菲亚特创始人乔瓦尼这句充满魄力的口头禅。

如今这位阿涅利家族的掌舵者，正以同样的信念引领着法拉利与Stellantis穿越这场家族风暴。

来源：汽车商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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