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

今天是除夕，先祝大家除夕大吉，在新的一年马力全开！

既然是马年，我们就来聊聊马。

马，健硕的身躯，如风一般的速度，在原野上驰骋，在大漠上飞奔，将飞尘与时间抛在身后，它是速度与活力的象征，提起马，就会想到那风驰电掣般一骑绝尘的身姿。它是天神的坐骑，可以踏云在空中翱翔，先民的想象赋予了它翱翔的翅膀，让它飞驰的身体不再桎梏于大地的束缚。

奔跑，几乎可以说是定义了人心中马的形象，就像雨果在诗中所言，“奔跑时的目标是它的思想”，马敢于和闪电一决高下，马激奋高扬的前蹄，似乎能破开无所不能的大门。在世人的心目中，马蕴藏着不羁的精神，用奔跑超越自我，但马也是驯顺的，战马的勇敢与忠诚，让它成为士兵生死以共的同袍，它会在战场上救下自己的骑士，老马识途的本性，会引领深谷中迷途的主人找到回家的路。

古代帝王骑跨马上，向天下昭示他的赫赫威严，驷马拉起的华车，彰显着主人的富贵权势。墙头马上的相顾一笑，成就了因缘佳话，古道西风瘦马，则驮着一颗无处安放的诗心。人与马结伴行走了几千年，它是华丽的鞍鞯装饰的宠物，也是沉重车轭役使的牲畜，尽管鞭笞会加在它的身上，马刺会刺痛它的腹部，鬃刷会刷洗它的毛发，笼头会牢笼它的口舌，但它依然会向往着无尽的原野，因为马本是为奔跑而生，驾驭本该是人与马结成的契约，自由的奔跑才是马的本心——马年来也。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2月13日专题《马来也》B04-05版。

长久以来，马在中国古代社会扮演了重要角色。马车是古代贵族出行最常用的交通工具，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先秦时期，车马是战场上的核心作战单元；在此之后，骑兵成为了军中的重要力量。“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马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衍生出帝王的名马情结，为天子御车的马甚至以龙相称。龙马被视为天降祥瑞，后来又与易经相结合，演绎出龙马精神。

古老的车马

在古代中国，达官显贵乘车马出行，军事上用车马运输粮草和正面交战。车马的出现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据东汉谯周《古史考》载，黄帝创造出车的雏形，少皞为车配备了牛力牵引，后来奚仲改用马来牵引，并改进了车辆形制，形成了成熟的车马。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二期遗址中，考古人员在疑为夏朝晚期都城宫殿区南侧大路上发现了迄今最早的车辙印。晚商都城殷墟一带也出土了大量车马坑，其中有一些是商朝大贵族的陪葬坑，还有一些是王室祭祀先祖的遗迹。先秦时期，贵族出行驾车的马匹数量是等级的象征。《逸礼·王度记》载：“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

〔明〕五彩天马纹盖罐，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古人还以龙马为原型，演绎出神马祥瑞。《宋书·符瑞志》载：“腾黄者，神马也。其色黄，王者德御四方则出。”也就是君王以仁德统治天下，腾黄马就会出现；“白马朱鬣，王者任贤良则见”，君王任用贤良之人，红鬃白马就会出现；“泽马者，王者劳来百姓则至”，君王慰劳前来归附的百姓，泽马就会出现。历史上，历代王朝常以神马现世来颂扬国君。《瑞应图》载：“飞兔者，马名也。日行三万里。禹治水有功，勤劳历年，救民之害，天眷其德而至。”《宋书·符瑞志》载，“汉章帝元和中，神马见郡国”；“晋怀帝永嘉六年（312年）二月壬子，神马鸣南城门”。

后来，龙马合一的精神内涵演绎出龙马精神。《周易·乾卦》以龙的六种状态勾勒出君子从修身到治世的成长路径，《象传》对此进行了解释，并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来表现君子坚持不懈的精神状态；而《说卦传》载，“乾为马”，《大易粹言》引郭氏注云，“马行健也，良则善于其道也，老则久于其道也”，良马坚守正道，持之以恒，从而使龙、马、天道、君子融为一体。在此基础上，立身行道、矢志不渝的“龙马精神”成为一种君子永恒壮阔生命力的赞颂。唐代李郢《上裴晋公》诗云：“四朝忧国鬓如丝，龙马精神海鹤姿。”明代吴承恩为年满八十的潘公写下祝寿障词的引语云，“龙马精神，健壮有加于少日；凤皇仪采，辉光独瑞于今时”，一个有“龙马精神”的人，年岁越长，风采越不减当年。

祭马与祃祭

自古以来，历代王朝都要献祭马神。据《周礼·夏官·校人》载：“春祭马祖，执驹；夏祭先牧，颁马攻特；秋祭马社，臧仆；冬祭马步，献马，讲驭夫。”也就是周天子要在春季祭祀马的祖先，举行执驹之礼（将两岁左右的小马驹与母马隔离开来进行圈养驯化）；夏季祭祀最早教民养马的先牧神，随后按照马匹性别分群饲养，并对公马阉割去势（以备驯化）；秋季祭祀最早乘马的马社神，同时选拔驾驭王车的御手；冬季祭祀祸害生马的马步神，同时向周天子进献御车的马，并对御手进行考核，为来年的用车做好准备。这种祭马的传统延续后世两千多年。《旧唐书·礼仪志》载：“仲春祭马祖，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马社，仲冬祭马步。”明清时期，简化为春秋二祭。

〔唐〕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安史之乱后，舞马走向了衰亡。据《明皇杂录》载，安禄山喜欢观看舞马表演，曾将数匹舞马带回范阳；另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载，安禄山攻克长安后，特意命人“驱舞马、犀象皆诣洛阳”。遗憾的是，后来洛阳的舞马死于战乱，而范阳的舞马因无人知晓，招致了灭顶之灾：有一天，军中犒赏将士，舞马听到熟悉的乐声兴奋不已，马夫们不明所以，拿起扫把就去打，舞马们还以为是因为舞蹈不合节拍，便更加卖力，马夫们惊恐之下，急忙逐级上报给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后者下令用马鞭狠狠抽打，可怜的舞马就这样白白丢掉了性命。

唐宋时期，马球也是王公贵族十分热衷的运动。关于马球的起源，有一种观点认为始于汉代的本土：三国曹植的《名都赋》云，“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击鞠”就是在马上击球。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起源于吐蕃，据《封氏闻见记》载，“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人好为打毬，比亦令习会，一度观之’”，也就是唐太宗听闻吐蕃人喜欢打马球，下令让唐人学习，他本人也经常观看打马球。后来因有外邦人为了引起太宗的注意，不惜在闹市打马球，太宗便将马球焚烧以自诫。

〔北宋〕（传）李公麟《明皇击球图》（局部），辽宁省博物馆藏。

唐高宗即位后，马球在贵族中逐渐流行开来。《通鉴纪事本末》载：“上好击毬，由是风俗相尚。”在他的儿子中，章怀太子和唐中宗都喜欢马球。章怀太子墓中壁画上绘有马球图。唐中宗平时喜欢观看马球比赛。据《封氏闻见记》卷六载，景龙三年（709年），吐蕃派遣使团来长安迎接金城公主入藏，吐蕃使者提出与唐朝打一场马球赛，中宗先派护卫迎战，不料被吐蕃打得落花流水。面对如此难堪的局面，中宗当即下令派出由临淄王李隆基领衔的皇室阵容。赛场上，李隆基“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功不获施”，最终完败对手，为大唐赢回了颜面。李隆基即位后，仍以打球为乐事。天宝六载（747年），年逾花甲的唐玄宗在骊山与羽林军将士一起打马球，礼泉县尉闫宽为此写下《温汤御球赋》。

打马球可以有效锻炼体格和策马的技巧，十分适合练兵。正如《温汤御球赋》所云：“伊蹴鞠之戏者，盖用兵之技也。武由是存，义不可舍。”正因如此，打马球在军中蔚然成风。许多唐朝的将领都是打马球的好手。《资治通鉴·唐纪》中记载了广明元年（880年），权宦田令孜看到关东群盗渐起，于是就上奏唐僖宗，请求任命他的哥哥陈敬瑄镇守三川，暗地打算将来到蜀地避乱。唐僖宗下令陈敬瑄和他的心腹大将通过打马球比赛来争夺三川的职位，结果“敬瑄得第一筹”，之后便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

〔唐〕打马球图铜镜，扬州博物馆藏。

到了宋代，打马球成为一种皇家的礼仪。据《宋史·礼志》载，自宋太宗以来，每年三月，皇帝要亲率皇亲近臣在大明殿前打马球。东西两侧的毬门“高丈余，首刻金龙，下施石莲华坐，加以采缋”，门旗下还各设五面鼓。门前各有承旨官一名作为裁判，还有一名手持小红旗的卫士负责“唱筹”，即进球后的信号官，还有一众手持哥舒棒的御龙官环卫球场。大殿台阶下的连廊里，还设有宫廷教坊龟兹部的鼓乐。伴随凉州曲的旋律，皇帝登上大殿，群臣谢恩后，皇帝上马象征性击球，然后由皇帝亲定的两队人选，分别身穿黄、紫色“队服”正式下场比赛，击鼓手跟随赛况击鼓，进球称为“得筹”，三筹之后，皇帝就会回到大殿，边看比赛，边与侍臣喝酒。北宋时期，宋徽宗还组建了一支球技高超的女子马球队，并为其赋诗云：“控马攀鞍事打球，花袍束带竞风流。盈盈巧学男儿拜，唯喜长赢第一筹。”

作者/任疆

编辑/李阳 李永博

校对/翟永军